“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系统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开放、促进金融和科技的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成效。展望“十五五”，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创新能力与改革深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复杂，各国政府对金融安全的重视达到新高度，金融市场风险特征发生显著变化，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正深刻影响全球货币主权竞争格局。从国内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攻坚期，结构转型与动力转换对金融供给提出全新挑战。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金融改革应主动作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金融支撑体系，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十五五”时期，金融改革的核心任务是紧紧围绕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精准发力，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提高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十五五”时期，我国金融系统改革发展的目标大致分为三个方向：一是畅通资金血脉，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二是筑牢金融安全屏障，增强抵御内外风险的韧性；三是抢占未来先机，为长周期结构性变革储备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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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资金血脉，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其核心功能在于高效配置资源，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长期以来，“宽货币”难以有效传导至“宽信用”始终是困扰我国金融调控的重要难题之一。一方面，尽管流动性充裕且财政持续发力，但货币政策的传导仍然存在障碍，信贷需求疲软与企业直接融资低迷并存，政府投资未能有效带动私人部门信心复苏，总量宽松难以精准滴灌至微观经济活力环节；另一方面，财政扩张客观上对直接融资形成“挤出效应”，政府债券融资高增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企业债券市场空间，而货币政策在压低无风险利率的同时未能有效收窄信用利差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
此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及其“借、用、管、还”链条的效率与风险问题，对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稳定构成潜在压力，宽松环境也可能弱化地方预算硬约束意识，加剧了化解存量债务与支撑增量增长间的平衡难度。同时，依赖银行执行的结构性政策工具存在资金流向偏离目标群体的担忧，财政贴息担保等配套措施与货币工具的协同深度亦有不足。
破解这一难题是“十五五”时期金融系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破局的关键在于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提升直接融资比重。
第一，全面深化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重中之重。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化，不仅意味着流程的优化，更在于通过实质性地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以及上市之后的透明度、可预期性等市场核心关切问题，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进而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服务能力。“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起一整套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发行审核机制，并坚决压实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责任，确保其勤勉尽责，从源头上提高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通过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加速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市场生态。一个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不仅要有通畅的入口，更要有高效的出口。必须坚决出清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企业、僵尸企业，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和证券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严谨的制度设计和可靠的执行体系真正保护投资者利益，引导市场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从根本上扭转资本市场长期存在的重融资轻回报倾向。
第三，着力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积极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我国资本市场仍缺乏真正服务于国家战略、能够穿越周期的资本力量。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保险、年金等机构增大权益投资，适当引入海外主权财富基金等长期资本，鼓励设立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加强对硬科技等关键领域的战略投入。构建多层次资本生态，力争实现资金“愿意来、留得住、有回报”，为企业全生命周期提供可持续资本支持，全面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与韧性。
第四，大力发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智技术，赋能金融服务精准度提升。数智技术是破解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的利器。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机构能够构建更精准的风控模型，开发更具个性化的金融产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这要求在“十五五”期间，加快金融业核心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并建立安全合规的跨机构数据共享机制。
02
筑牢金融安全屏障，增强抵御内外风险的韧性
在日益开放的经济格局下，维护金融安全是我国改革发展不可动摇的底线。“十五五”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在面临众多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内外交织、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构筑一个更加牢固的金融安全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金融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地缘政治摩擦带来的金融制裁与“脱钩”风险不容忽视，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摇摆与分化，也可能引发剧烈的跨境资本流动，对我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运行构成冲击。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利差较长时间持续倒挂，有可能加剧人民币汇率波动，贬值压力增大可能导致资本外流，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货币政策空间，使央行在“稳汇率”与“促增长”之间面临两难。与此同时，数字货币、区块链等金融基础设施创新正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焦点，进一步凸显金融自主可控的紧迫性。
从内部风险来看，三大关键领域仍处于风险化解的攻坚阶段：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仍在持续，部分房企流动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相关风险仍可能通过信贷、债券等渠道向金融及财政体系传导；地方政府债务虽经一揽子化债措施暂得缓解，但部分地区隐性债务问题未根本解决，长效机制建设与市场化转型亟待推进；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受历史包袱重、公司治理薄弱、业务模式单一等因素影响，抗风险能力较弱，在经济下行期中脆弱性可能进一步显现。
面对上述挑战，必须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在微观层面，应持续推进重点领域风险精准化解。在房地产方面，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强化宏观审慎管理，支持优质房企合理融资，用好专项借款机制加快推进“保交楼”，切实保障购房人权益和社会稳定。在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推动融资平台实质性转型，加快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对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则应因地制宜、一行一策，通过兼并重组、引入战投、市场退出等多元化方式化解风险。
在宏观层面，需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的制度基础。加快推动金融稳定法立法，明确风险处置职责分工与程序安排，实现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持续优化“一委一行一局一会”监管架构，强化功能监管与穿透式监管，消除监管空白与套利空间，压实中央与地方监管责任，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合力。
此外，应通过高水平开放增强金融体系的国际韧性与话语权。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金融规则与国际高标准对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优化外资机构发展环境。同时，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跨境使用基础制度，提升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与流动性。进一步发挥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功能，强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配置能力，打造高水平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构筑与金融强国地位相匹配的市场体系与基础设施。
在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统筹数字资产领域的战略发展也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国内支付体系的现代化，更是一场关乎未来国际金融话语权和国家金融主权的竞争。因此，在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在国内的研发应用与场景拓展的同时，要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等国际合作项目，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
03
抢占未来先机，为长周期结构性变革储备动能
除了应对眼前的效率与风险挑战，“十五五”时期金融改革更应体现出鲜明的前瞻性，为人口老龄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两大结构性变革提供金融支持。
一方面，面对加速到来的银发浪潮，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已成当务之急。“十五五”时期，我国人口发展将进入深度转型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总和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可能出现负增长等趋势，将对整体经济金融格局产生系统性、慢变量式的深刻影响。根据《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4）》的预测，我国将在2030年前后进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到2060年，老年人口占比可能高达37.4%。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将从根本上重塑金融市场的供需两端。从资金供给看，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国民总储蓄率下降；从资金需求看，老年群体的财富管理、养老保障、医疗健康等金融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银发经济”正从一个社会议题转变为一个亟待开发的巨大蓝海市场。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可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进而对金融资产的收益预期和定价逻辑构成挑战。
为此，改革的重点将放在大力发展作为养老金体系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上，通过更具吸引力的税收制度设计、更便捷的开户投资流程等，鼓励国民进行长期、持续的养老储蓄。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围绕老年群体的需求，开发覆盖财富保值增值、长期护理、遗产规划等全生命周期的专属金融产品。此外，还应稳步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试点走向全国，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激活庞大“银发经济”内需的新机遇。
另一方面，服务“双碳”目标，大力发展转型金融成为另一大亮点。“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能源、工业、交通等高碳行业的有序转型需要巨量的资金支持。转型金融，即为这些高碳主体的低碳转型活动提供融资，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然而，我国转型金融发展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缺乏权威统一的转型活动界定标准，导致市场对“假转型”或“洗绿”风险心存顾虑，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标准的差异也增加了国际协作的难度。二是金融产品结构单一且机制不完善，当前产品仍以债务类工具为主，能够匹配高风险转型项目的股权类、风险缓释类等创新工具发展滞后。三是企业参与动力不足，转型企业需承担编制转型计划、披露信息等额外成本，但目前缺乏足够的政策激励来对冲这些成本。
为此，我国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转型金融标准框架，明确转型活动的界定标准、信息披露要求和第三方认证机制，以有效严防“洗绿”行为和假转型。同时，应进一步大力创新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专属金融工具，并通过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绿色担保等激励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传统产业节能降碳和技术升级。
在“十五五”时期金融改革中，必须深刻把握并妥善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开放与安全、金融创新与有效监管、中央与地方金融治理、短期稳定与长期转型等重大关系，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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